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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珍贵史料时不待我,《往事》助推跨媒体运作

时间:2015-09-01   作者:   来源:   点击: 90 字号:T | T

——周尔鎏著《我的七爸周恩来》发布侧记

  纪实频道《往事》团队,继创作《来自延安的报告》向抗战胜利70周年献出一份厚礼之后,近日再次发力,助推周恩来总理堂侄周尔鎏先生《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由中共党史文献最权威的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新网”在报道中称,“这是迄今为止,该出版社首次出版周恩来亲属子弟所著书籍。”

  一年前,由《往事》制片人陈菱担任特别策划的该书同一版本已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三个月后,该书的台湾版问世。至今,同一版本在两岸三地同时出版,这在周恩来家族后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所著书籍中尚属首次。


《我的七爸周恩来》香港版、台湾版

  该书内容为两岸三地同时关注并合力推出,是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巨大影响力的又一明证。

  本书有诸多首次公布的独家史料,如周恩来曾留学英国;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躲避在哪里;周恩来最后日子的枕边书;周恩来内心的家族愿望;从建国到文革、周恩来在家人面前流露的思想看法等。.

  周尔鎏少年时代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珍贵周恩来家书、器物,各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有特殊意味的历史照片,构成了本书的又一大亮点。

  8月23日,2015年上海书展上,由上海市委党史办、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主办,纪实频道协办,《往事》主持人刘凝主持了简朴隆重的发布仪式。



刘凝主持《我的七爸周恩来》新书发布会

7年磨一剑,卯定珍贵史料不放弃

  没有大话套话,刘凝用一句话便吸引了发布会的参与者:“我和周尔鎏先生结识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不久……”。2008年 ,《往事》栏目经纪实频道编导桑蔚莲及其朋友陈世梁先生引荐,结识了周尔鎏先生,他是“《往事》汶川大地震特别节目”之后采访的第一位嘉宾,他讲述的周恩来总理诸多往事,给还沉浸于悲痛之中的摄制组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在后来的几年中,由路畅、冯乔分别担任编导,多次采访周尔鎏先生,独家采集、整理,披露了诸多珍贵回忆。这些内容成为《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的重要章节。

  在创作中,《往事》坚守关键性口述史料与实证史料的相互印证原则,不因为对象是周恩来家族的重要成员而放松。

  例如,在2008年刘凝主持的《往事》专访和《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中,周尔鎏都回忆了一次自己亲历的突发事件。1974年,他作为中联部工作人员,曾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澳大利亚马列党主席希尔,江青也陪同出席。在合影时发生了一幕。“我(周尔鎏)……已经在主人后排左侧站好,没想到江青竟然站到了前排中间本该由总理站的主人位置。周恩来只好挪位站在了第一排主人的左侧,恰好正在我的前面。”这样一来,江青就成为这次会见的我方“主人”,而周恩来总理“作陪”。

  这一照片刊登之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英国《泰晤士报》立即刊出并配发评论,并由此推测“周恩来要下台,江青要取而代之。”

  为了核实这一口述,《往事》请周先生提供这个情景的实证材料,周尔鎏先生拿出了当时拍摄的照片(见下图)。在这个故事以“一张瞠目结舌的照片”发表在书中时,陈菱和周先生的女儿周蓉又通过《人民日报》社,核实了这张照片的最初发表出处。


1974年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马列党领袖希尔。前排居中为江青。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周尔鎏对这个拍照细节的描述,并没有做主观的推测,更没有因为“避伟人讳”而止笔。他继续写道:“后来有礼宾人员告诉我,是周总理谦让了一下,江青便堂而皇之地站到中间了。”一个稍作“谦让”,一个“顺水推舟”、“当仁不让”,回复这一情景发生的那一瞬间,1974年的某个时刻,历史细节有了它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周恩来总理与“四人帮”坚持斗争,勉力支撑危局中的国家,但在某一特定时刻,又难免有所顾忌的复杂心态跃然纸上。

  周尔鎏在书中写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失误,而且给国内、国际都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笔者认为,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亲属,能如此秉笔直书,体现了作者周尔鎏先生敢说真话的勇气和魄力,这恰恰也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对周尔鎏本人表达的对历史的看法。在该书中,作者引用周恩来总理亲口所说的话:“历史研究要尊重事实、坚持原则,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必须让真实情况公诸于世,以对先人、今人、后人都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更不可以据今人的厉害关系和推理想象或揣测,甚至任意歪曲或编造历史故事。”

  此后几年中,制片人陈菱利用业余时间与周尔鎏先生通力合作,把原来30多万字的书稿,进行逐一推敲、补充史料、遴选精编,从史实和阅读兴趣角度,修改该书构架,联系出版社。她把帮助历史老人出书当做团队抢救历史应尽的义务,视为口述历史工作者“与时间赛跑”的实际行动。


周恩来思考中国式道路,以他曾拟留学英国为例

  周尔鎏1929年出生于上海,周尔鎏的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里的二房和七房。因长房无后,周尔鎏的祖父就过继给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周尔鎏即成为周家的长房长孙。两家不仅同时从绍兴举家迁往淮安定居,并且同居一宅,不分彼此。

  周尔鎏1949年5月在上海参加革命,加入“二野”进军大西南,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曾任中联部、对外文委(文化部前身)司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文化参赞等职,曾多次陪同周恩来、邓颖超接见外宾。

  助推历史纪念地认证的实证材料在《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公布,如周恩来在1931年5月顾顺章叛变后躲避追捕的居所“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周尔鎏祖父母家,凭借周恩来邓颖超对周家多位前辈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旁证,现在已经成为周恩来同志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而该书首次详细披露的一封信,目前尚未被收入已出版的《周恩来通信集》,是一件最新公布的周恩来生平史料。

  该书披露,周恩来1920年的欧洲之行,是从法国辗转,以英国为目的地的。这和诸多史料上直接谈及他到法国留学有所不同,而且周恩来确实到达了伦敦并作停留,申请爱丁堡大学的学习机会。后来因为资助他的家中父辈去世,周恩来无法支付英国昂贵的学费,只能再赴法国。《我的七爸周恩来》公布了周恩来1921年寄自英国伦敦的信,坐实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

  为什么周恩来要选择赴英国留学?周尔鎏认为,这和周恩来当时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思考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有关。1919年五四运动后,周恩来曾短期在日本留学,他自述“学而未成”回国。从政治上讲,他认识到军国主义的日本是中国不可忽视的强敌,而决非中国可以效仿的榜样。周恩来认为,若干进步思想的源头在欧洲,他需要到那里去实地考察,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

  周恩来在这封给周尔鎏祖父的信中写道:“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集萃,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为此地是赖。……在伦敦念书,非仅俱之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研究之科目也。”


1921年周恩来发自英国伦敦的信

  周尔鎏先生亲口对笔者说过,周恩来之所以选择赴英国留学,是想研究英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强国,这与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和它奉行的政治体制有怎样的关系?英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祥地,但它和俄国的发展道路不同。

  周尔鎏分析道:“周恩来作为年方二十有余的青年学子,在此就地作社会考察,然后再做俄英两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这有利于他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救国之道。”

  由于经济原因,周恩来没有能够在他心仪的爱丁堡大学继续学业,而是于1921年再返法国,走上了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由张申府等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段史实的钩沉,从另一个侧面,让后人对周恩来早年的思想脉络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助于理解该书中披露的周恩来后来的一些治国理念。

  例如他关心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建设,并为此当面与张春桥的极左论调交锋;他关注西方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措施,忧虑国内的环保问题;他认为应该尊重市场规律、顺应供需变化。

  周恩来还指出,要重视并妥善对待党内斗争,因为党也有自身的社会属性,党内斗争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历史根源,只有妥善并及时处理,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

  周恩来毕生致力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他的许多治国理念,在他的有生之年,由于诸多的历史曲折无法完全实现,这是他留在世间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处理身边亲人参与政事的问题上,周恩来尤其注重“避亲嫌”原则,反对自己和亲人搞特殊化,这不仅反映在对邓颖超同志的工作安排上,甚至在周尔鎏本人的经历中也有所反映。多年里,连与周尔鎏共事的人都较少知道他与周恩来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身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

  直到2008年,他才首次公开地讲述他自己亲历的历史风云,并集十余年之力,反复锤炼,将《我的七爸周恩来》这本著述,写成了一本非同一般性口述实录的,拥有证据链、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历史记述。

  这样的历史观,恰恰与纪实频道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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