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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古都南京的荣辱兴衰

时间:2015-12-17   作者:档案   来源:   点击: 97 字号:T | T

12月13日这是一个以中国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的日子。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全城默哀。


1937年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在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在第二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时,《档案》栏目推出六集系列纪录片《南京!南京!》,以建都、迁都、殇都三个篇章,为您讲述一座古都的荣辱兴衰。

《档案》系列纪录片

《南京!南京!》




南京,古称“金陵”,至于这名字的由来,据《太平御览》载,楚威王初置金陵邑,因地有王气,埋金镇之。又有传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有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于是埋金玉、杂宝于钟山,开凿秦淮河以断其地脉,改名为秣陵。


楚威王到底有没有在南京埋金,秦淮河是不是秦朝挖掘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但巧合的是,后来历史上凡是在南京建都的政权都是短命的。从三国东吴到东晋,乃至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时期的南唐,无一幸免。最有意思的是明朝,原本明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定都南京,但靖难之变后,燕王朱棣迁都北京,所以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也是短命的。


清初,孔尚任以明末历史为背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传奇《桃花扇》。在续四十出余韵中,他借教曲师傅苏昆生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销。当年粉黛,何处笙箫?”作为首都的南京,上演了一幕幕改朝换代的兴亡故事,因而文人们在南京写下的怀古诗,总有一股悲怆凄凉的意味。但尽管如此,国父孙中山却看好这片土地。

“首都计划”│国民政府建都始末:差点让南京成为华盛顿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南京被定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后又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党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第二年底,一本名为“首都计划”的规划报告公之于世,它拟在中国的江南,复制出一个美国华盛顿。此后,南京迎来了近十年的营造高潮。这是自辛亥革命终结帝制之后,中国第一次试图按照西方现代理念打造都城,南京的现代都市风貌一举奠定。


然而,孙中山并没能见证这一时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逝世前一天,孙中山提出,愿仿效列宁保留遗体,归葬南京紫金山麓。据说早在1912年3月,孙中山在紫金山打猎时,就曾对胡汉民说过,“等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人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为实现这“一抔土”的遗愿,国民党最终在紫金山中的茅山南坡,圈下了8万平方米的土地,兴建中山陵。



在中山陵殿堂的两壁,镌刻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对国民党来说,谁能够获得对《建国大纲》的解释权,谁就能赢得党内权力角逐的胜利,谁能够主导“首都计划”,谁就掌握了对首都的诠释权。奉安大典后,围绕着首都中央行政区的选址设计问题,国民政府的高层之间,展开了一番激烈的权力争斗。


中山陵的设计师吕彦直曾经发表过一个方案,建议拆除南京东边南边的城墙,城市向东向南扩展,明故宫一带作为中央行政区,就变成了“中正之位”。蒋介石的名字恰是中正,当时的他刚刚北伐成功,在国民党内地位如日中天“中正之位”的设计,似已拨动了他的心弦。


然而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却另有想法。孙科曾声称,1928年“到了南京以后”,“见蒋(介石)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利,笼罩一切”,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


带着这样的心情,孙科将此番“良苦用心”,投射到了中央行政区的规划上,他们将中央行政区的地点选在了东城墙之外的紫金山南麓,南北中轴线从中山陵与朱元璋的孝陵之间穿过,跨越紫金山上1500多年前的六朝祭坛,其面积比美国华盛顿的中央行政区还要大。计划中还特别提到,此地位于中山陵之南,前往“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




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设计,并没有为中央行政区的争论画上终点。1930年初,蒋介石的一纸命令,让孙科主导的“首都计划”的全盘设计戛然而止,南京最终没能形成一个规模完整的中央行政区。国民政府时期建造的一系列政府性建筑,全部被安排在了城墙之内,大多如珍珠般散落在中山大道的沿线。


从1927年蒋介石宣布定都南京,到1937年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往重庆,南京经历了所谓民国时代的“黄金十年”。然而,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刚刚结束,日军就已经开始对侵略南京进行部署。三路日军快速推进,目标直指国民政府的首都。大军压境,情势岌岌可危。

“首都疯子”│唐生智死守南京, 11位中国将军殉国

面对这艰难缔造之首都,蒋介石实在不忍心轻易舍弃。12月6日,他还致电李宗仁和阎锡山,说:“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然而,蒋介石的多方斡旋只换来一纸和谈,“天兵天将”丝毫不见踪影,而日军俨然一副“黑云压城”的气势,迅速向南京集结。


1937年12月6日早晨,寒风瑟瑟,南京黄埔路上铺满了零落的梧桐叶,街道两旁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蒋介石率部拜谒中山陵,向国父作最后的道别。在弃留之间,蒋介石最终作出了艰难抉择。次日凌晨,蒋介石携宋美龄飞离南京。蒋介石走后的第二天,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相继陷落。身在苏州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城内空投劝降书,书中写道:“贵军苟欲继续交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并要求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中午前投降。


当天傍晚,唐生智用炮声作答。他命令全体将士严守阵地,有临阵后退者,就地枪决。同时,他还派第78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警戒,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唐生智抱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当时的媒体给他送了一个外号——“首都疯子”。然而,“首都疯子”未曾料到这场刚刚开始的战斗已经进入倒计时,每坚守一分钟都是血的代价,每挨过一秒都预示着更大灾难的临近。


南京保卫战持续了4天,战况惨烈,共有11位中国将军殉国。中国军队渐渐难以支撑。12月12日下午5点,唐生智召开紧急会议下达了一个仓促的撤退命令,造成南京保卫战最后的悲剧。美国人乔治·菲奇在《我在中国的八十年》一书中描述了撤退时的情景:“撤退的命令使国民党军队一片混乱。有些军官绕城奔走,通知每一个碰到的士兵撤退,其余军官却没有通知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的部下。他们的士兵还在继续与日本人作战,看到其他身着军装的部队撤退时,他们以为看到了大规模的逃兵,因此开枪制止,打死了数百名自己的战友。”

屠城铁证│南京大屠杀真相再揭秘

1937年12月13日凌晨,南京城墙周围的枪炮声,渐渐归于沉寂。日军在攻占了多处南京城门后,用影像记录下了所谓的“南京入城式”,参与拍摄的有24岁的日本随军记者佐藤振寿。与胶片中耀武扬威的日军形象相比,佐藤振寿日记中的南京是黑暗的。


日军破城这一天,国际安全区刚刚成立25天,作为国际安全区主席的德国人拉贝开着车在安全区外巡视,他迎面碰见一群日本兵,其中一个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他,日本军队的高级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尽管日军并不肯承认外籍人士组成的这个安全区,但西方人对于日本人还是抱有巨大的好感。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军队甚至是亚洲“最有秩序的部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的美国人魏特琳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她在日记中记录道:“米尔斯说,到目前为止,和日本人打交道还算愉快,但是,毕竟接触还很少。”


然而,这只亚洲“最有秩序的部队”很快揭开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驻扎南京的第二天清晨,佐藤振寿被通知说励志社“出事了”。他匆忙赶到现场,在一座兵营式房子的门前广场上,佐藤振寿看见了门前“坐着一百来俘虏,他们面前已经掘好了两个五平方米大小、深约三米的大坑”。对于中国俘虏的杀戮,佐藤振寿并不陌生。在上海前往南京的路上,他曾经为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拍摄过一张“百人斩”的照片。


但是这一次,身在南京的佐藤振寿却并未将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记录下来,他回忆道: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原来当时日本军方的要求,照片中如果含有影响士兵士气、或是对日军形象有所损毁的,是禁止公开发行的。直到四十年后的1977年,日本每日新闻社发行的丛书《一亿人的昭和史》中,第十册《不许可写真集》,才公开了这些当时为掩盖战争罪行的“不许可”照片。




尽管日军对媒体宣传实施了管控,但百密一疏,日本关东军当年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录侥幸存留下来。2014年4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了最新发现的日本关东军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档案资料,在这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奈良版》中,报道了南京城内三天里杀了8.5万人的事实,并描述了长江里绵延不绝的尸体惨状。


然而,日本却在这一天对南京城外发出了一份绝然不同的报道。《支那事变画报》报道称:南京城秩序井然,他们12月13日进城,大商小贩15日起就陆陆续续恢复生意了。南京百姓一开始对日军尚有疑虑,但很快日军就用他们的真诚赢得了南京人的欢心。为掩盖南京暴行,日军在那部“为后世准备”的纪录片《南京》中,高调宣扬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和谐相处。




南京城外的日本控制区内也相继丧失了言论自由,风声鹤唳。自12月15日之后,日军要求上海所有的中文报纸在发行前必须送审,不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准登载。留守南京的最后几位西方记者也被迫离开,他们在监督下搭乘日本驱逐舰到了上海。南京在日本的严厉监管下无法对外求助,大屠杀的真相是从乔治·菲奇带出资料这一天开始公诸于世的。1938年1月下旬,乔治·菲奇将约翰·马吉拍摄的八卷16毫米电影胶片藏于大衣内带到上海,并由柯达公司制作了四份拷贝,送往美国和日本。这是外界第一次看到在此期间南京所发生的惨案,这部约105分钟的历史胶片也成为有力的呈堂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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