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电视台国际部，也就是当时制作纪录片的主要的部门，邀请了日本九州朝日电视台的制片人园田先生和一位编辑毛丹来到上海，和他们交流学习纪录片的拍摄制作。
那一场交流会给上海的纪录片人带来了莫大的启发，让我们知道了纪录片应该怎样来拍，悟到了纪录片的真谛。对于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对于人物故事性的要求，对于跟踪拍摄手法的运用，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前不久，我们听闻九州朝日电视台的编辑毛丹要到上海来，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叫中关武志的日本NHK电视台著名的纪录片导演。
时隔30年，我们再次邀请他们来进行一场交流。不大的会议室里挤进了五十多人。
30年前那场推动了上海纪录片前行的交流会我们受益至今，那么30年后，这一场久违的会面，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
其实，中关先生并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也不是第一次和上海的纪录片人交流。1997年，他就曾带着自己的作品做客了《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引起了上海老纪录片人的一片赞叹。这一次，中关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做了七年的节目：《左邻右舍的底力》。
中关武志与夫人毛丹
节目以解决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为主旨，每期选择一个与某一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难题，并找来已经解决这一问题的社区来传授经验，以实景记录加上摄影棚内讨论的形式呈现整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这一节目开播后获得了很大反响，它的形式非常明快，演播室艺人嘉宾的配置增加了不少趣味性，而具体解决方法的提出也一改传统纪录片只提出问题留待大家思考或政府作为的模式，因此，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这一节目形式是在传统纪录片收视率越来越低的困境下诞生的，NHK的年轻编导们开始摸索和传统纪录片不一样但又能让更多人感兴趣的新节目形式。
▼
《左邻右舍的底力》一做就是七年，七年后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形式依旧被不断地运用于其他节目。甚至，在NHK，除了几个大型的传统纪录片节目被保留下来以外，那些周播的小型纪实节目都采用了这一实景加棚录的形式。
那么，这就是纪录片的未来吗？
《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现任制片人吴海鹰在1997年的交流会上，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对中关先生带来纪录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您曾经在我们这播出过一个片子，就是《天神的老人》这个片子，有一个镜头我一直记到今天，大约长达三分钟，一个老人，漫无目的地在街头、商店货架边徘徊。当时我对这个镜头非常推崇，它也对我自己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说完这番赞美，吴海鹰话锋一转。
“可是今天看到的这个《左邻右舍的底力》，我不认为它是纪录片，它只是一个节目。
当然，我也不是否定它从收视率上反映出来的成功，因为我在审片的过程中也常常产生困惑，比如我刚刚在审的片子，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获得过大奖的纪录片，但是从栏目播出的效果来讲，我就在犹豫，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没有收视率的纪录片。
现在中国纪录片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收视人群，电视的和互联网的完全是两拨人，你到底是给电视的做，还是给互联网做，这完全是不同的片子。
我也关注收视率，但是，对于什么是纪录片，我会坚持我自己的看法，做真正的纪录片。”
▼
是做自己想做的纪录片，还是拍摄观众想看的纪录片，一直是个纪录片人心中的难题。中关先生也不例外，在他刚被调到《左邻右舍的底力》栏目组时，他的同行好友就曾惊讶地问他“你真的要去那里啊？”
对此，他说在以往的传统纪录片拍摄当中，采访过很多生活在迷茫和困惑当中的人，所以他想探索一个新的方法，去表达和解决这些人实际的生活困难。
就拿那部曾经感动了上海纪录片人的《天神的老人》为例，那些孤独的老人说明了那个地方人和人之间的网络崩溃了，可纪录片并没有提出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虽然这个纪录片在大家和同行看来都觉得很美，“但是一直是做这种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大家都明白的一些事情的话，有点自我满足的那种感觉。”
▼
当问题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盛世繁华”，选择哪一条出路势必造成分歧的产生。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观众的减少，资金紧缺，人才流失，都是纪录片产业面临的问题。
日本的纪录片人选择了这样一种新的纪实节目形式，来对抗收视率的下滑。然而，对于上海的纪录片前辈们来说，这份勇于尝试的精神难能可贵，但对于真正的纪录片形式的坚守不能放弃。
在《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创立之初就一路走来的纪录片前辈，如今已白发苍苍的章琨华说：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说经费问题、观众的胃口问题和分流问题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共同的。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是各有各的办法，很难讲哪一个办法一定是对的。
《左邻右舍的底力》的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纪录片，但是，这里头还是有一些段落，一些精神，还是有纪录片的精髓。它不像我们一些电视座谈会讲什么话都是先给你说好的，巴不得给你写好台词。他们不是这样，这个就是纪录片的精髓的东西，要保留。”
备受尊敬的上海纪录片前辈刘景錡说：
“当时在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电视纪录片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这点我们是不会忘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日本的纪录片工作者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的纪实频道现在跟日本的电视台一样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仍旧在坚持，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那些年轻一代的纪录片导演也拍了很多相当优秀的片子，我认为是很不错的，甚至是接轨国际水准的。”
▼
对于上海的纪录片同行的想法和担忧，中关先生表示：
“非常理解大家今天提出来的这些，其实我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纪录片做法，只是传统纪录片的播放时段很少，预算难拿，收视率也低。
那么，怎么把自己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看到的一些现象，让日本更多的人有兴趣来看呢？
因为首先是让大家看到，看了以后才能思考，才能引起行动。而要实现这个让大家看的目的，就要先放下手法，不拘一格。”
汤炯铭前辈也是1988年那一次交流会的在场者，他回应说：
“纪录片的入口很低，但是出口很远。我认为日本的电视台就是坚持才有了这个成果，任何形式的存在总是有它合理性的，所以刚才中关先生的那种探索，我认为还是有价值的，还是应该坚持。
1988年我们问制片人园田先生，导演报一个选题，万一拍失败了怎么办？他就回答我：你导演只要报上来我就批，只是如果你失败了，下次报选题时，你的信誉度会下降。
所以，既然纪录片是属于个性化的表达，那么希望我们的年轻导演们，能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去尝试真正的纪录片拍摄。因为尝试了，获得了一种愉悦，你才会坚持。”
已经退休的纪录片前辈冯乔是这次交流会的发起者，他一直以来都感恩于30年前那场交流会所收获的感悟和成长：
“1988年那次交流会上，我看了日本的两部纪录片《大地之心》和《五平太流传》以后，我开始懂得如何拍纪录片。此前我在电视已经工作了好多年，但其实我是不会拍纪录片的，我觉得1988年那次学习交流给我带来了好运，相信30年后的2018年，会给在座的所有同事和我们的纪实频道带来好运。”
制片人柳遐师从这些大前辈们一路走来，她说：
“回想当年那次交流，给我们带来了纪录片的一个启蒙，那真的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了纪录片的制作方式。同时，今天其实不仅是听中关先生讲，这还是新老纪录片人的一个探讨，因为日本纪录片在发展，整个上海的纪录片在发展，我们怎样才能走得更远呢？
一个是不忘初心，要去回望，但更重要的是重新点燃我们对纪录片的热情。”
作为年轻一代的纪录片人，频道总监干超说：
“今天最大的感受是，做一个学生是最美好的。刚刚进行的是一场讨论，甚至是辩论。真正的纪录片人是不怕对彼此说真话的。能够重温这种久违的学术氛围，感到尤为幸福。
同时我也非常理解在中国或者日本，今天有一些人们还在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纪实性节目，来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在这些节目当中，还是有纪录片人的一些精神，寻找社会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和积极的力量，这些东西还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
说到纪录片的价值，也许是记录下了时代和人的原貌。90年代的上海纪录片，要了解民工进城后的题目，有《毛毛告状》；要了解市政建设，有《大动迁》；要了解普通民居生活，有《德兴坊》；要了解国企改革，有《下岗以后》；要了解两岸问题，有《重逢的日子》。
前辈刘景錡说：“我们那个时候，《纪录片编辑室》是整个电视台经费和收入最少的部门，但是大家的热情从来不需要操心，都是争先恐后地拍片子。每天下班也不回家，总是留下来，问问对方拍了什么，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干超说：“各位在座的年轻人，你们还会每天看一部纪录片，时时刻刻都想着纪录片创作，始终保持着对纪录片的热情吗？
我们的前辈，创造了上海纪录片的传统和光荣，怎么感谢他们都不算多。同时，面对日本的纪录片前辈，我同样充满敬畏和感激。作为年轻人来说，除了不断学习，没有别的足以表达敬意的方法。”
